10多年前，我在黔东南旅行，老是看到墙上刷着这样的标语：“初中不毕业，打工不合格。”“只有初中毕业，打工才能赚钱。”当时只觉得好笑，后来人事见长，才知道，把初中读完对于“他们”来说，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称谓：留守儿童。

　　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沉重的话题。关注留守儿童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尤其到了暑假，留守儿童更是成为报端常客。小候鸟的眼泪让我们痛心，他们的教育问题也真的成了一个社会问题。然而面对他们，我们更多的是觉得无能为力。也有一些志愿者会在暑期为留守儿童做些什么，然而，那也只是短暂而虚无的安慰而已。

　　有个德国志愿者在广西一个叫板烈村的贫困山区，默默陪伴留守儿童长达整整10年，他叫卢安克。2012年，因为家庭的原因，他告别了板烈村。今年，他的新书《是什么带来力量》出版，这是他支教10年留给我们的“礼物”之一。

　　《是什么带来力量》并不是一本太好读的书，但也不难读，只要你静下心来，你会发现书中充满了真知灼见，不仅仅关于留守儿童，也不仅仅关于乡村教育。而且，只有读过他的书，你才能真正读懂卢安克。

　　“我只是喜欢这个样子才去做”

　　央视《面对面》曾经两次采访卢安克。镜头中，卢安克的眼神很定，笑容真诚温和，语速很慢，说出来的话让你觉得，他是一个和我们不同的人。他没有我们身上的那些习气，他说的话都是诚恳的，而且，经过思考。

　　“卢安克，44岁，德国志愿者，1997年起来到中国支教。2003年，在广西山西最贫穷的板烈小学给学生上课。没有住房，没有工资，除了每个月100多元的支出，他翻译书的收入都捐给了慈善机构……”

　　这样的经历，很容易让人们把各种各样的帽子安在他的头上：白求恩、洋雷锋、圣徒……但是，他对这些大帽子敬而远之。

　　有人推荐他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，对此，“他吓坏了”，赶紧给评选委员会写信，“让他们别选我，我不想感动中国，只能是中国感动了我”。

　　人们以为他这么多年来默默坚持，一定是有着什么远大的目标或者理想。还有人说，一个外国人，做了中国人在教育方面最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。但是，他说：“有的人认为，一个人有了目的，他才能‘坚持’一件事。其实，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，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，我不该干涉。我也没有什么目的，没有什么要达到的。我仅仅是喜欢这个样子，才去做。”

　　或许我们很难接受“我没有什么目的，仅仅是喜欢这个样子”的平淡解释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好人好事要与其相匹配的精神高度。我们喜欢拔高，并且美其名曰为“升华”。

　　但这就是卢安克。

　　当时采访卢安克的柴静曾经写道：《面对卢安克，我土崩瓦解》。她说：“媒体的常规经验，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。他不是要为难谁，他只回答真问题———真正因为人生的意义网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，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，想好编辑方案的，预知他会怎么回答，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，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。”

　　的确，已经习惯逢场作戏的我们难以理解卢安克的真实，我们很难用我们的常规经验去理解卢安克和他所做的事情，更别提持有庸俗人生观的人了。

　　我们也很难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卢安克远在德国的父母和兄弟姐妹。他的双胞胎哥哥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，他的妹妹在纳米比亚教书，他们过的都不是常人所拥有的生活。

　　他们的父母，曾经也像大多数家长一样，希望子女有好的收入，有自己的房子，生活在美好舒适的环境中不用受苦，但是，“在发现我活在世界上不是为了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好时，他们就放弃了对我们的所有期望。这给了我自由，使我能做些我认为在世界上需要有人做的事”。

　　“留守儿童在寻找权威也就是因为他们在心里寻找着归属”

　　板烈的孩子们是真正地与卢安克打成一片。他们总是缠着他，爬到他身上，拉他的手，拧他的脸，揪他的衣服。卢安克和孩子们的关系很特别，像老师，像朋友，甚至有孩子叫他“老爸”。

　　卢安克说自己没有什么教育理念，他只是去观察学生，然后让他的教育去适应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。

　　《是什么带来力量》正是基于他长达10年的观察。不仅仅是观察，也是感受，是长达10年的默默陪伴，也是长达10年的共同经历。

　　他让孩子们自己设计、建造水坝，带着他们一起编剧本、写歌词、拍电视剧。因为“我并不想教给他们知识，而是想帮助他们学会创造自己的生活，通过行为和感受给他们一种比知识更基础的力量”。

　　10年的观察和陪伴，让他深刻体悟了乡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所在。他说，因为父母去城市打工，小孩从4岁就开始住离家很远的学校，跟同学们一起安排自己的生活。他们基本上都是小孩跟小孩在一起，没有大人当权威。留守儿童接触的大人少，接触的社会多，他们越来越难适应有权威的课堂。因为身边的权威已经离开了，他们再也不接受大人作为他们的权威……

　　乡村留守儿童最缺少的不是钱，不是被接到一个发达但陌生的世界，而是缺少一个属于自己的、像一个熟悉的家一样的地方。留守儿童在寻找权威也就是因为他们在心里寻找着归属。在社会上没有归属的留守儿童为了找到自己能归属的群体、行为或精神，什么都愿意放弃，什么都愿意进入，不加选择。

　　他说：“他们去广东打工，往往也会加入帮派，会变得很疯狂。没有一种引导的力量。帮派也是一种需要，因为加入不了这个大社会，就建立一个小的适合自己的社会。”

　　卢安克的深刻并不仅仅在于他对乡村教育的认识上，书中常常能看到令人深思的语句：“我们平常很少感觉到某种东西的形成过程，相反，比较容易意识到的是它被破坏。可是，如果没有感觉到事物形成的过程，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只懂得消费和提要求的态度……比如，在一个感受不到发明过程的艰辛的社会中，发明家是很难工作的，发明出来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中也容易被用坏。”我觉得这句话用来解释“山寨之国”的成因实在是太贴切了。

　　他还说：“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，最大的问题都是：人的心里太着急。心里着急，使得我们没有了稳定、坚持的力量，使得我们没有了专心和行动的力量。人们着急地想要得到成果，这使得他们在达到之前就已经把得到结果必须有的基础给破坏完了。”

　　有没有一种默默中枪的感觉？

　　是什么带来力量？

　　《面对面》专访卢安克的节目播出后，很多志愿者来到板烈，希望为孩子们提供帮助，但最终都离开了。“每次离开都带来痛苦，学生们已经把心都交给了这个权威，这个志愿者。他走了就把学生的心带走了。”

　　卢安克的很多思考，对于当下的志愿者热也是一种提醒：“志愿者这种职业是帮不了学生的，因为这种身份的短期性，志愿者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和某个地方联系起来。农村最需要的，其实是城市人长久的时间，是城市人的‘命’，不是知识或方法。”

　　他说，乡村小学的老师真的不需要某种方法，作为手段的方法在这种地方根本不起作用。唯一能起作用的，是学生对老师发挥的感觉，是“这个老师完全属于我们，不可能被拿走”的这种感觉。这种感觉会给留守儿童带来力量，而这种力量就替代着所有的方法。

　　2004年，卢安克在板烈遭遇了一场车祸，同车的人死亡，他的脊柱也由此缩短了三厘米。他说，反而觉得，这场车祸把他的命和这个地方连得更紧了，“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了”：“只有我们把学生看成是我们的命运，允许学生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的命运，也让学生感受到这一点，学生才可能把老师当成是真的，才可能接受他本人，并发生真正的改变。只有我允许当地的学生来改变我的命运，他们才可能让我同样去影响和改变他们的特点。只不过，这并不是每一个志愿者都能做到的。只有与这里的人有了缘分的人才可能留在这里。”

　　很难说卢安克10年默默的陪伴给板烈的孩子们带来了什么，也很难用我们所认为的成功与否来判定他，就像我们无法用我们的切身经验来理解他。如专访卢安克的编导范铭所说：“他这十多年在中国乡村做的事情有用吗？有成果吗？可效仿吗？可推广吗？有价值吗？也许我会说，从世俗的意义上说，没用，没效果，不可效仿，也不可推广；他做的事情，很可能无踪无影，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，但他的存在本身，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。”